而詩仙李白也同樣經歷了安史之亂，但它就沒有辦法用詩歌來處理，因為他不是一個有當代性的詩人，而是一位神一樣的詩人，全世界僅此一個。神不足以代表人類，不足以代表歷史，因為神是沒有歷史感的。所以，李白的詩歌描寫的都是神一樣的東西，他的詩歌主題就是酒、少年游、自然、天、月光等等，這些都是無時間性的。物質性向精神性詞語轉化的，可以在現實生活中不發(fā)生，也沒有歷史性的東西。

詩鬼李賀也沒有當代性，而是在用以人死了以后的幽靈的眼光、語氣和對語言的理解和感受，來寫出我們人類最偉大的鬼一樣的詩。他不像李白，既沒有生，也沒有死，自己認為要短命，算出自己能活多少年。

所以，歐陽江河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強調當代性，但這個當代性不應局限于現代性，而應當有超越歷史局限的力量來評判和構建對中國詩歌的認知;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毫不領會當代性，然后同樣能夠奉獻出、構建出偉大的詩歌。

他同時也以書法寫作與詩歌創(chuàng)作相比較。他舉例說，你是寫顏真卿的，我是寫王羲之的，他又是寫歐陽詢的，各有風格，并不是說我寫王羲之，一定要這一筆該怎么寫，那個轉折該怎么收，跟歐陽詢、顏真卿都不一樣，但并不存在誰對說錯、誰優(yōu)誰劣。

詩歌創(chuàng)作也是這個道理，不必局限于某一理論、某些修辭方法的局限，而是對詩歌整個邏輯的感受、你創(chuàng)作詩歌的狀態(tài)給調出來，在某一瞬間使你的生命狀態(tài)與創(chuàng)作狀態(tài)相遇，酒或許就是它倆的媒人。

當然，歐陽江河老師的分析，并不局限于詩人和詩謎們，同樣適用于我們所有的人。因為在人類文明起源的時候，詩樂舞三位一體的藝術的誕生，就與酒有著不解之緣，并從此把詩性和酒性作為人類文明的基因植入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智之中，使我們在理性之外留存著非理性的激情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