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的時間，在食品安全領域有一個詞匯備受關注，這就是——“轉基因”。著名媒體人崔永元和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歷時兩年不止的撕逼大戰經歷了從科普論證到口水罵戰的演變，在兩個“著名”的影響力下將“轉基因”這個詞匯在老百姓心中鬧得沸沸揚揚。

迷霧下的思想

在這消費者心中迷霧疑云無法消散之時，模棱兩可的情況下，消費者依然遵循保守的思想“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在超市中選購像大豆油這類轉基因熱點產品的時候，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毅然選擇帶有“非轉基因”標示的產品。就在“消費者思維”的引導下，中國式造假之風吹起，新瓶裝舊酒，轉基因大豆油灌裝入帶有非轉基因的包裝中，換了馬甲讓人還真不認識了!

無獨有偶，在傳統的白酒行業又未嘗沒有出現過此等現象和事件。“酒精”、“勾兌”、“假酒”這三個詞匯在消費者心中經歷幾十年的變遷和領悟仍然不知所云。1997年，一則關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兌”的關于秦池標王事件的輿論新聞，讓“勾兌”這原本僅僅是白酒生產線上的一個必要操作不脛而走，時隔不久，山西朔州地區的特大毒酒事件，又讓“酒精”一詞淪陷，從此開始讓勾兌加酒精就等于假酒的理論以訛傳訛開來。同樣是基于上文我提到的所謂的“模式”，在白酒包裝上印上明晃晃“純糧釀造”的“操作法”已然暗流涌動起來。

一方面是輿論的左右，另一方面是造假的擺弄，無知的消費者深陷其中，輿論加造假的“模式”讓消費者距離認識認清事物的本質愈來愈遠。

誤解中的本質

轉基因食品和酒精酒的出現，一個是為了解決世界饑餓問題，而將基因工程技術運用到農業生產，將作物在自然條件下同樣會發生的自然突變以人工手段短時間完成;一個是為了解決國內糧食短缺問題，而將在國外早已先行酒精勾調技術運用到傳統白酒釀造，將同樣是在果糧中產生的食用酒精用于白酒調配。這才是兩個事件的本質回歸。

這種“模式”所帶來的后果有兩個：

第一，大眾距離事件的真實本質愈走愈遠。轉基因食品和酒精酒原本就是一場因為技術革新而帶來的產品變革，人們完全可以基于對技術和產品的認知進行選擇。以酒精酒為例，利用食用酒精作為酒基，然后再進行勾調操作的做法在外國蒸餾酒的生產過程中非常常見，且不說像朗姆酒、伏特加、韓國燒酒等這種生產工藝本身就類似于酒精生產的酒種，人們所熟知的威士忌和白蘭地也都存在食用酒精添加的現象，大都被普遍接受。而在中國，酒精酒完全成為一種貶義詞，成為對整個傳統白酒行業嗤之以鼻的說辭。

第二，加深技術實行與所欲解決問題之間的矛盾。每個技術的開創和推廣必有其歷史背景。以酒精酒為例，早在1956年制訂的《1956-1969年科學遠景規劃綱要》中，就有“酒精兌制白酒”的科研課題項目，這個課題在當時與原子彈、氫彈和火箭并列在一個綱要內，對于國家的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之所以這樣規劃，原因在于對糧食的節約，同時為了保障滿足白酒市場的供應，在1955年，黃河以北糧食平均畝產只有150斤，黃淮之間只有200斤，而淮河以南也才只有400斤，這還都是兩季的產量。1959年，大饑荒蔓延開來，糧食更顯得精貴，如果在古代，這種情況是要禁酒的。由于誤解所造成的技術推行受阻，讓技術無法真正落地，加深了技術與所欲解決問題之間的矛盾。

變革中的方法

轉基因食品和酒精酒的現象，同樣是新技術遭受寒流，同樣是新理解遭受曲解，同樣是新產品遭受排擠，這種所謂的“模式”幾十年如一日未曾改變，如車輪裹挾著泥土，制造混亂與狼藉。敲斷輪轂，正本清源，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

第一，消費需理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于優質生活的要求逐漸提高，所謂消費變革也就是消費升級的過程，而在這升級過程中，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消費更加回歸理性，而這種理性的增加并不代表認知的全面，以白酒行業為例，白酒消費者一方面認為純糧釀造才是好酒，愿意購買純糧酒，而另一方面，也錯誤地認為酒精酒就是假酒，所以消費者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問題，而這種全面理性的實現，一方面需要消費者本身的知識體系的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像行業協會、科普組織等機構的真正介入，讓輿論落地，讓消費者心中的迷霧消散。

第二，企業需誠信

誠信是基于商業的底線，是企業扎根立足的根本，消費理性趨勢的加劇讓更多投機主義的企業失去市場競爭力而喪失生存空間。而與此同時，在品牌時代，品牌賦予產品巨大的能量，尤其在當今互聯網介導、自媒體發達的環境下，誠信的缺失所給企業帶來的不僅僅是當頭棒喝、品牌破碎，也有可能是整個企業的完結。

第三，政策需健全

除了輿論的落地，企業內在的堅守，仍需要行業乃至國家政策的外圍制約。比如，2005年的《全國白酒行業純糧固態發酵白酒行業規范》以及配合使用的《純糧固態發酵白酒審定規則》，為“純糧白酒”四個字設立了門檻，明確規定了只有完全符合以上兩規定要求的產品，才能授予和貼印“純糧白酒”標志。像這樣的規定或者政策為整個行業構建起良好的生態環境，消費者的選擇有據可循，而企業的行為也受到規范。